北疆社科研究丨崔思朋：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下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贡献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北疆社科研究”专栏，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持续刊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列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凝聚引领社科界的专家学者，由衷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激发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热情和干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社科力量。

北疆文化形成的地理基础是北部边疆这一特殊地域空间，因为“北部边疆不论是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景观，还是人口、民族、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均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这里作为农牧交错带，本身就显示出其多样性特质。这是北部边疆所特有，也是北部边疆概念可以成立的要点”。北疆文化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同志指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很重要的方面是抓好文化建设、增进文化认同。在今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蒙古历史文化厚重，人文资源丰富，辽阔大地上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缺少一个涵盖所有文化、体现内蒙古特征的概念。所以我们提出打造‘北疆文化’这一具有内蒙古特质的地域性文化品牌，就是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根植在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为提升内蒙古的正面形象提供有力支撑，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北疆文化作为中国辽阔疆域内的一个重要区域性文化类型，其学术价值无须赘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渐丰富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中华文明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特征，其中“边缘发展模式”是重要类型之一。陈胜前指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材料表明，北部边疆与中国辽阔疆域内其他地区在人类文明起源上具有一定同步性，存在诸多相同或相近的因素，但受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又有自身的特色。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区域性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日渐频繁，相互影响持续深入，彼此吸收先进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最终形成，北部边疆在此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目前已发掘的北部边疆古人类及人类文明遗址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海生不浪文化类型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石城遗址，再到青铜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朱开沟文化遗址，时间跨度长达数十万年，呈现出完整且没有中断过的连续发展脉络，这也是北疆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历史源头。战国秦汉以来，北部边疆同中原王朝之间碰撞与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北疆文化贯穿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作出了自身的独特贡献。

一、北部边疆人类的曙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

旧石器时代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被视为人类出现与人类文明形成的肇始阶段，距今约300万年至1万年，占人类历史的99.9％。在这一漫长时期内，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人类在体质上做着相应的演化和调整，生存方式不断改变，思维能力与生产生活技能逐步提髙，不断创造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到进步的物质文化。旧石器时代起始于人类诞生之日，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尤其是旧石器时代前中期的人类遗址）比较少，也尚未符合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准，但却奠定了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起源与多元一体特征的基础。韩建业指出：“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在中国大部地区看到一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了较长时间交流融合的结果，而这个交融过程从200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目前北部边疆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30余处，以“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及“扎赉诺尔人遗址”等影响最为深远，对于研究中国人类历史及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大窑遗址：目前已知北部边疆人类历史的曙光

大窑遗址首次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有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遗迹。大窑遗址将北部边疆的人类历史至少追溯至50多万年以前，大窑遗址出土的石器自旧石器时代开始至结束，始终为传统的打制石器，具有较高的延续性。根据出土石器来看，以大型石器为主，但是也呈现出石器体积逐渐变小的发展趋向，且器物组合以刮削器物为主，砍砸器物次之，尖状器物不发达，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具特色。砍砸石器的用途是砍伐树木，刮削石器的用途在于加工狩猎所需木棒工具及在灌木草甸自然环境中生产和解剖动植物的皮与肉。由此可见，旧石器时代的大窑先民处于“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原始生活状态，原始农业尚未出现。到了新石器时代，大窑遗址又出现了原始农业，促进了北部边疆人类文明的肇兴。

大窑遗址出土的石器类型及制作工艺也体现出当时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比如大窑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锥状石核等石器具有明显的细石器特征，“细石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或更晚的一类重要的石器技术工业体系，其精髓在于从各类发达的细石核上剥取形态细小的细石叶，故学界也常称之为‘细石叶工业’或‘细石叶技术’”。早期的细石器文化主要集中于山西、河北两省,后来逐步传播至整个华北地区及东北亚、北美。因此，细石器起源于华北地区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至周围广大地区，北部边疆也成为其影响区域之一。大窑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也进一步表明大窑遗址先民与周邻地区人群存在交流互动，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石器制造场各一处，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处可以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

（二）萨拉乌苏遗址：中国直立人本土起源的直接证据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起源于萨拉乌苏河（其地理坐标是37°10′N—37°59′N、108°10′E—108°58′E），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遗址。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存在时间大约在距今约14万年至7万年之前。尤为重要的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它的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史的帷幕，也揭示了内蒙古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河套人化石是古人类学领域开天辟地的发现，揭开了亚洲人类起源研究的序幕，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吸引着众多中外地质地理和考古学家陆续涉足该地开展考察，使“萨拉乌苏”一名被广传博引，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河套人化石对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意义非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现代人起源存在“近期出自非洲说”和“多地区进化说”两大主要对立学说，其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早于6万年前的中国是否存在具备现代人特征的古人类。就河套人的身体特征而言，“萨拉乌苏河人更新世男性的身高可能约为161.8厘米。比晚更新世山顶洞人矮，比柳江智人和北京直立人高”。根据考古学的年代划分，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也称“新人”），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但仍保留一定原始性状。河套人在体型、体质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特征，因此，河套人的发现为中国现代人与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河套人”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等共同被誉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地区也因“河套人”成为中国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北部边疆的史前人类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人类文明的起源：新石器时代北疆文化的突出贡献

新石器时代被称为“仰韶文化温暖期”，在此时期内，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较现在平均高出2℃左右，1月份平均气温也较今日高出3℃至5℃。原始农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农业出现之后，人们开始由“攫取经济”时代跨入“生产经济”时代。新石器时代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仰韶、红山、大溪、良渚、龙山等文化。目前内蒙古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2000多处，其中内蒙古中南部（也即内蒙古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东部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跨越时间最长、影响也最深远。至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其周围环绕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花瓣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起源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呈现多元一体有核心的结构模式”。北部边疆成为这个文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岔河口遗址：内蒙古黄河流域带有“龙”元素的重要遗迹

岔河口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处于黄河与浑河（为黄河一级支流）交汇点的北岸，清水河县西部的南流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原之上，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隔河相望，遗址东、南、西三面环水，平均海拔在1056米至1060米之间，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较为优渥。岔河口遗址是内蒙古中南部发展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文化内容丰富的一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已发掘的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少有“龙”元素的文化现象，而岔河口遗址中出土了两条巨型鱼龙形夯土雕塑，展示出6000年前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对于鱼与龙的崇拜。王大方等人在报告中写道：

一条深4米，宽8米，直径为245米的围壕遗址中发掘出两条巨型的鱼龙形夯土雕像，它们头尾相对，伏卧在深沟之中，眉眼、鳞甲、躯干、背翅栩栩如生，堪称我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旷世杰作……据考古学家们仔细分析研究，这两具用黄土夯筑的鱼龙形雕塑，具有神秘的原始宗教特点……据初步测算，曾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至少需用数年的时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开掘出这条深壕，并且就地取材，用黄土塑出这两条巨型鱼龙。它的出现，反映了早在距今6000年以前，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已经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并且出现了对鱼和龙的崇拜。

岔河口遗址对于“龙”的崇拜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中南部与中国疆域内的其他地区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互动，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认知。此外，在岔河口遗址中还发现了数百座半地穴式房屋，房屋排列有序，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地势高处的是大房子，最下层的是小房子，这说明当时这里也已经出现了等级分化和贫富不均的现象。同时还出土了许多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地表采集物中陶器残片占绝大多数，还有大面积的用石斧开挖窑穴时留下的劳动痕迹。

（二）红山文化：北部边疆对中华文明起源有突出贡献的直接证据

红山文化是目前我国跨越时间长、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红山文化也是早期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识。在红山文化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中以玉龙最具代表性，1971年，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了一件C形玉雕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有人称其为中华第一龙。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也极具代表性，除牛梁河遗址外，赤峰地区也出土了多件玉猪龙，有学者认为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的族徽。北部边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带有龙元素的器型还有兴隆洼文化的石块堆塑的龙、赵宝沟文化的龙游云端图案及红山文化后期抽象化的龙纹等。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思想，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王巍等指出：在距今55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形成了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理念，也出土了与北部边疆极为相似的龙形玉器，这些人类文化遗址虽然相距甚远，但却存在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区之间存在一定交流，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某些共同性，成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及最终形成的基础。

除玉器和龙元素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筒形器、骨笛、陶人、彩陶图案等也反映出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重要贡献。201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内发掘出土的陶人，被认定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巫者或王者，被誉为“中华祖神”，据此推测中国的祖先崇拜有可能是源于兴隆沟红山文化。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结论，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形成了“文化上的中国”。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应当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反映。种文化因素的关联性印证了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区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这种彩陶元素也体现出来自不同地区的古人类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某些共同之处。

（三）庙子沟遗址：北部边疆同其他地区之间血缘交融的真实案例

庙子沟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哈乌拉乡庙子沟村南一条南北向山沟的西坡上，整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缓坡状分布，山坡东侧河沟宽约70米、深近10米。遗址所在地名为庙子沟，遗址因而得名。庙子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700年至5000年间，根据出土器物类型来判断，庙子沟文化分为庙子沟类型、阿善二期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三种主要地方文化类型。庙子沟文化发源地以黄旗海与岱海为中心，同时又与黄河流域其他考古学文化存在密切联系。魏坚等指出，庙子沟文化处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区、陇东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区以及晋、陕北部的仰韶文化区三个大文化区相交汇的三岔路口，特殊的地理方位导致庙子沟文化同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吸收了多种文化因素，再经过本地区的发展变异，最终形成独具北部边疆地方特色的人类文化遗址，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表现出独特性。庙子沟文化影响地区是以土默特平原（即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北起阴山南麓、南抵晋陕、东接张北、西迄鄂尔多斯高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广阔腹地内。

庙子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人骨化石，其年代上限距今约5500年左右。庙子沟出土的人类化石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形态特征，以及中等偏狭的面型，偏低的眶型和较阔的鼻型，并具有较大的面部扁平度，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比较接近。通过对出土的17例尸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发现，这17例尸骨均为成年人，其中男性８例，女性９例，年龄在17—50岁之间，寿命多在20—40岁之间，可以活到40岁以上的人已是十分稀少。通过将这17例尸骨研究获得的颅骨指数结果与现代人种的数据进行比较，基本上可以推断其居民种族类型属于东北蒙古人种，也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这一论断与上述有关庙子沟遗址古人类特征研究结论相互印证。此外，对于新石器时代西北地区古人类的主要体质特征，朱泓等分析指出：“偏长的颅型，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游的甘青地区，向北可扩展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向东在稍晚时期可渗透进陕西省的关中地区。”这种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体化石的相似性从一个侧面说明，新石器时代北部边疆同其他地区之间很可能出现了人群的迁徙与融合，甚至是通婚等血缘上的深度交融。

三、草原文化的形成：青铜器时代的北疆文化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北部边疆的人类文明逐渐过渡至典型的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形成阶段，此阶段的草原文化以青铜器最具代表性。自此时期开始，中国的文化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首次出现以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为主的人群在南北方向上的分布格局，大致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农牧过渡地带。此后，随着气候冷暖干湿波动变化及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农业人群和畜牧人群时常出现南北移动，这也导致南北方人群形成血缘和文化上持续不断的交流融合。在战争与和平并存的历史进程中，畜牧色彩浓厚的广大北方地区和中南部农业区互通有无、相互依存，逐渐融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逐渐扩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活力不断增强，这种情况历经商周秦汉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青铜器时代也是北部边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韩建业认为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进入青铜器时代，大部分地区在技术经济、文化格局及社会形态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革，堪称是一次“青铜时代革命”，其中，畜牧、半农半牧和具有较大畜牧成分的农业经济，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尤其是半农半牧经济，多种经济形式互相补充，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新疆、青海中西部、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短时间内涌现出一系列文化，广大的西北内陆干旱区和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等地也终于迎来了人类发展的首次高潮，西辽河流域文化也再度繁盛发展起来。这是自距今10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革命”以后中国文化格局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因位处北部边疆的鄂尔多斯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出土青铜器数量丰富、特征明显且影响深远，遂有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命名。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北方草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存在较大不同之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器物类型中，青铜刀、短剑、牌饰等器类上经常见到“动物”纹装饰艺术风格。此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不仅存在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且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目前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辽宁、河南、新疆及北京等地的数十处考古发掘遗址中均出现了带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特征或样式的青铜器，但以上各地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其他类型青铜器混杂分布，数量及种类相对较少，其年代也晚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受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影响。可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辐射范围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包括华北、东北、西北等地。

朱开沟遗址最初的发掘地就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该遗址第一次辨识出了内蒙古早期青铜器文化的本来面貌。在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对朱开沟遗址的不断深入研究以及对南流黄河两岸地区大口、白敖包、南壕和岱海地区三道沟、杨厂沟等遗址的发掘，学界基本辨识了以蛇纹鬲、带钮鬲、花边口沿鬲或罐、盆型甗、三足瓮、截面呈逗号型的石刀和具有北方系青铜器早期风格的镞、环首短剑、刀等为典型器物特征的朱开沟文化内涵，并在朱开沟遗址第一、二段遗存中辨析出了以高领双鋬鬲、三足瓮、高领折肩罐、甗等为典型特征的大口二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从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长城沿线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存以张家口为界，分东西两个文化区。张家口以东、燕山南北，包括京、津、唐地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张家口以西、阴山以南，包括陕北地区，是朱开沟文化区。在朱开沟文化时期内，内蒙古黄河流域的人类文明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以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标准，向世人揭示了内蒙古黄河流域青铜器时代的到来。在发展过程中，朱开沟文化先后与周邻的商文化、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发生过关系，并吸收了诸文化的一些因素，丰富了自身文化内涵，促进了自我发展，同时也对周邻诸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杨建华等认为，早商时期朱开沟遗址的青铜器或铸范分为三种文化因素即商文化因素、中国北方文化因素以及草原文化因素，并将朱开沟文化视为是商文化与中国北方文化接触的代表性文化。

青铜器时代也出现了大量与龙相关的器物类型。尤其是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造型继承了前代龙纹造型并发展出多样化造型，如商朝的夔龙与蟠龙、西周的交龙与攀龙、东周的蟠螭纹与蟠虺纹等。“蟠龙盖罍”作为西周早期的盛酒器，罍身纹饰多为龙的形象或与龙相关的纹饰，目前全国共发现4件此类器物，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1件，四川彭州2件，湖北随州1件。由此推测，商周时期带有“龙”因素的青铜文化已传播至中国的很多地区，而且各地区很可能相互交流比较频繁。此外，在三个距离较远的早期人类文化区域发现了极为相似的4件“蟠龙盖罍”，说明这几个区域对“龙”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意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早期，北部边疆的先人们就已经在意识上与我国其他区域有了某些一致性，这当然是各地区之间长期交流互动的结果。

西周以后，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产生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桃红巴拉遗址”出土的联珠饰均为三联珠或四联珠，与夏家店上层出土的联珠饰非常相近。这一发现也表明，桃红巴拉文化与秦、赵等中原地区既存在民间交换，也有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往来。如车軎、车辕饰等铜器和铺首、长剑、刀、锥等铁器，与中原地区形制相同，应是来自中原地区。在金银器背面常刻有汉字铭文，在西沟畔墓葬出土的两件金带饰的背面分别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其中“斤”“故”“豕”等字类似秦小篆，“两”字与秦“半两”中的“两”字相同，推测此金带饰为秦国制作。出土的七件银虎头节约背面分别刻有“少府二两十四朱”“寺工二两十朱”“寺工二两十二朱”“寺工二两五朱”“寺工二两廿一朱”“寺工二两二朱”“寺工□两十朱”，其中“两”字与战国时期赵地铸造的圆肩圆足布上的“两”字字体相同，推测银节约为赵国制造。由此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之间虽有对立冲突，但双方之间的交流融合十分繁荣，上述北部边疆出土的带有中原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便是较好体现。这也是历史时期北部边疆诸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虽有对立冲突却能够始终保持统一发展大势的关键所在。

四、农耕与游牧的离合：北疆文化的农牧交融时期

随着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北部边疆整体自然条件向着干旱寒冷趋势的转变，草原自然环境逐渐形成并持续存在下来。袁烨城等指出，内蒙古地区各气候因子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弧形带状分布特征，跨越了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与极端干旱地带，由东向西发育形成了森林、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与典型荒漠等植被亚带；由南向北发育出暖温带植被带、中温带植被带与寒温带植被带的依次分布规律。丰富的草原植被为发展游牧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目前能够搜集到的今内蒙古草原上的高等植物有2781种：种子植物2208种、蕨类植物62种、苔藓类植物511种，这些植物分属197科865属。内蒙古地区野生种子植物达2212种，天然草地饲用植物包括禾草类、苔草类、葱类、蒿类、豆科草类、猪毛菜类、一年生草类、灌木盐柴类和乔木枝叶类等1000种之多。禾草类是家畜采食的基本饲料，内蒙古东部地区禾草类优势植物包括贝加尔针茅、大针茅、羊草、冰草等，中部地区禾草类优势植物包括大针茅、克氏针茅、羊草、米氏冰草、小禾草等，中西部地区禾草类的优势植物包括小针茅、沙芦草、隐子草等小型禾草，这些都是牛、马、羊等家畜喜食的植物。此外，还有葱类植物，叶肉质多汁，分布广泛，为牲畜提供了优质饲料。

随着北部边疆草原自然环境的形成，自青铜器时代开始尤其是战国秦汉以来，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成为北部边疆重要的文化形态。如《史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牲畜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骆驼、驴、骡、駃騠、騊駼、驆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在游牧经济的影响下，游牧生产方式成为历史时期绝大部分草原民族长期延续的生产方式。马可·波罗记述元代蒙古族的游牧生产及生活时写道：“每逢冬季来临，就会移居到较为温暖的平原，便于为牲畜寻找水草丰富的地方；夏季到来时，又会迁移至较为凉爽的山里，那里水草较为充裕，又可避免马蝇和其他各种吸血害虫对牲畜的侵扰。”多桑也提及元代蒙古族的游牧生产及生活是“随着季节而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马克思指出：“游牧即是流动，游牧部落不是定居在某一区域，而是随草场变化而动。所以，部落即是天然的共同体，并非是共同占有集体土地的结果，而是前提。”因此，迁徙流动是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果“停止游牧文化的‘行’，那这种文化将失去其生存能力，走向的不是文化转型就是直接毁灭”。

游牧是对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精准把握与合理利用，历史时期诸草原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根据草原环境特征、季节变化规律与草原自然环境承载力等一系列自然要素，选择并发展了游牧生产方式……实现了人类生存与草原生态平衡得以有效维护的共赢目标，彰显了其厚重生存智慧”。游牧经济对历史时期草原生态平衡的维护也表明，人类行为需要限制在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范围内，这是不能僭越的基本底线。正如方修琦等所言，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行为有制约作用，表现在它能承受人类开发利用的程度是有限度的，一旦人类的开发利用超过这个限度，不仅会对自然系统造成伤害，而且还会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游牧民族并不固定在某一区域内进行生产及生活活动，而是随着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有规律的移动，其所依托的是广阔的草原，而非某一特定的、狭小的、世代相传的固定区域。这也是符合草原自然环境特征及草原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的适当之举，有效维持了历史时期诸草原民族生存发展与草原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游牧经济的生态价值体现在牲畜游牧而食有利于维护草原生态系统平衡。通过游动，牲畜可以均匀采食，草原各区域内的植被得以合理利用，避免长期在同一块草原上放牧而造成环境恶化。游走的牲畜也将粪便和垃圾均匀地散布在草原上，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因牲畜粪便垃圾聚在某一区域而导致传染病、寄生虫等对人和牲畜产生的危害，在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也是规避瘟疫等带有传染性疾病传播的有效手段。此外，由于马、牛、驼、羊等不同牲畜各自的食草特征不同，也需要辗转游牧于各草场之间。就马而言，喜食草尖和籽粒，需要较高的牧草；牛则喜以舌头卷草而食，因而草的高矮都无碍于牧牛；骆驼、羊等也都有其不同的食草特征，骆驼喜食榆树叶子，羊则是连草根也一起啃食。所以，放过羊的草场就不能再放其他家畜，但放过马的草场却可以放羊；放过羊的草场一年仅能使用一次，除非新草再生，否则无法再使用。由此观之，游牧民族的各项生产活动符合草原自然环境的基本要求，对历史时期草原生态环境的有效维护影响深远。

利用游牧经济也有效维持了草原民族自身的生存发展与草原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这也体现出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的独特价值。汤因比十分推崇游牧经济的生态价值并指出：“游牧是大草原上最有利的生产方式，既可以开发自然，又不至于将其变成不毛之地。”历史上，当草原自然环境因非合理的开发利用遭到破坏时，也因游牧经济的出现得以恢复。如5世纪的科尔沁地区，契丹部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至6世纪时，因契丹人数十年发展游牧经济使自然环境有所恢复。如《北史》载：“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因此，一旦打破了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的“动态”生存空间，那么环境问题很有可能就会接踵而至。由此观之，自然环境因采用不同经济类型出现阶段性变化成为历史时期北部边疆草原环境变迁的重要特征与主要成因。

游牧经济在历史上能够长期存在，与蒙古草原上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特征有很大关系。有关历史时期蒙古草原上诸民族的人口数量，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游牧生产及生活方式能够长期延续，表明草原民族的人口数量不会特别多，至少不会超出草原自然环境的承载量，否则势必引起环境问题及生存危机。根据现代人口统计方法，王耿龙等对历史时期蒙古草原上的人口数量做了统计，“从公元初至鸦片战争前的180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高原地区的人口一直没有超过200万，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前，整个蒙古高原人口约116万，约0.4人/平方公里。在元帝国时期（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人口达最高潮，元朝版图内的人口约310万人，但是由于此时期元朝版图已超出了蒙古高原的范围，蒙古大草原地区的人口也未超出环境的容量。之后，由于战乱消费大量人口，至明末，蒙古高原地区的人口下降为193万人”。可见，在清代大规模移民及土地开垦之前，历史上蒙古草原的人口数量并不大，并未超出草原自然环境的承载量，这也为游牧经济出现并长期发展奠定了前提条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北部边疆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发达的原始农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原始农业为主，至青铜器时代，因自然因素波动导致出现了由原始农业向畜牧业的过渡，并逐渐形成了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但我们不能忽视农耕文化的重要性，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的核心，同时也主导着中国辽阔疆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北部边疆的农业分布范围逐渐南退，在农牧业的中间地带形成了农牧业交错分布的过渡地带——农牧交错带，这一区域也成为历史上（主要体现在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诸草原民族碰撞与交融最为活跃的区域。北部边疆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碰撞与交融的核心地带，在这一区域，两种文化彼此汲取、互相注入、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最终形成。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作者崔思朋，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本文转载自《北疆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