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社科研究丨李洋、何生海：新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理论转化与实践破局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北疆社科研究”专栏，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持续刊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列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凝聚引领社科界的专家学者，由衷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激发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热情和干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社科力量。

技术的变革推动媒介的升级，催生信息呈现与传播、大众生活和社会理念的变革。新媒介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新媒介具备数字技术依赖、互动传播和互联融合三种特征，主要包括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第五媒体的移动网络等传播媒介形式。新媒介的概念是指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在网络技术变革的推动下衍生的媒介形态。新媒介的开发主体、参与人群、呈现内容、表现形式、互动方式、关系网络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即时性的媒介交互模式不断升级换代，QQ、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哔哩哔哩等交互性媒介平台层出不穷。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10.47亿人、10.44亿人和10.26亿人，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1%、96.8%和95.2%。新媒介的迅速发展扩大个人信息获取渠道，也面临外部多样化思潮渗透的风险；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表达权利，也遭遇极端化、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为广大群众提供多样的娱乐方式，也要警惕过度娱乐化潮流增加侵蚀个人精神世界的风险；拓展人们社会交空间，同时还突破文化的边界。影响人们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和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挑战。

一、新媒介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

（一）在全球竞技格局中，新媒介增加多样化思潮渗透的风险

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加剧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冲击，媒介技术作为引导话语建设和进行社会舆论控制的工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新媒介的即时性交互、仿真性呈现、裂变式传播等特质，加速和放大西方话语的传输速度与渗透力量。西方凭借长期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传播体系，牢固把控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网络时代，西方国家借助各种新媒介，以一种更微妙隐蔽的形式搅动人心，以人权议题做幌子指责我国的民族政策，炮制大量虚假信息，灌输政治偏见，质疑我国的民族政策，意在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挑拨民族矛盾，离间民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新媒介助推多样化思潮的传播，意识形态渗透混合网络自由权利的兴盛，构成复杂的舆论传播格局。新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打破原有权威、规范和秩序，拓展大众互动的社会空间与大众参与发声的渠道，形成更加开放、互动、平等、多元的舆论空间。正如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从破坏社会控制支配体系的能力来看，几乎所有的公共传播媒介都具有激进的潜在力量，它们能够提供获得针对现有秩序的新的思想和观念的途径。”[4]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已经从传统的、正式的官方媒介转向以大众为主体的新媒介阵地，这种官方话语的“转场”，伴随着公民身份、社会意识和个体价值的转向。新媒介的“平民”特质突破传统媒介中官方作为内容输出主体的中心地位，推动以官方为主体的话语权加速向人民大众分流，降低传统媒介视域下官方话语的权威与可信度。官方作为传统媒介的内容、质量和方向的“主导者”角色在新媒介时代逐渐衰减。这更加凸显新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促使广大群众在多样化潮流中坚定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勇于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责任。

（二）个体化、情绪化、碎片性的表达造成情绪宣泄与认知混乱

新媒介拓展大众自由发声的空间和途径，促进个体自由权利意识的增长。但是，过度个人化的情绪宣泄和过度的自我表达挤占了官方主流意识的传播空间，庞杂零碎的信息影响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系统全面地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系统化地传播与价值引导，借助各种媒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可感的理念与生活实践。

首先，新媒介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权。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有效地推动新媒介的大众化进程，广大媒介传播受众逐渐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新媒介以其低成本、低门槛和开放性等特征，促进大众成为多样化内容的生产者。技术革新激发大众高涨的热情和充沛的表达欲，进行多彩的自我呈现。但是，新媒介拓展的网络空间也出现井喷式、个体性、多样化、情绪性的宣泄乱象，多样化的言论喷薄而出。

其次，新媒介影响大众对于特定内容的系统化认知与价值判断。个体获取信息的模式从传统媒介下“集中的”“系统的”“连续的”形式变为“超载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形式。这种超载的、碎片化的信息让大众难以形成对特定事物全面、客观、统一和系统的认知。“信息获取的不充分与爆炸性的媒介和信息增长是当前传播生态的一体两面”，这种现象可能导致认识偏颇和舆论极化，引发文化冲突和价值对抗，让不同的人群难以进行有效沟通、相互理解和理性对话。

最后，新媒介的瞬时传输、无国界沟通、仿真体验加剧现代社会的虚拟特性，击碎物理时空边界。同时，新媒介助推同质化的全球文化扩散，“去中心化”和“相对性”文化削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全球化、现代化科学技术加速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侵蚀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本质上是对全员一致遵循的文化模式、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的冲击。

（三）新媒介的娱乐化、庸俗化潮流增加侵蚀个体精神世界的风险

5G时代的新媒介为大众打开新世界，成为塑造大众精神世界、营造文化景观的重要力量。新媒介的即时性、交互性、参与性等特征为虚拟文化产业增添新意，同时，也造就沉溺于快餐文化的人群，他们过度沉浸在直播、游戏、网络小说等看似丰富多彩实则虚幻乏味的娱乐世界中，将消费乐趣和虚拟成就当做人生乐趣。盈利性的新媒介平台将“眼球”和“流量”作为经济密码，大量生产“重口味”“低俗化”“媚俗化”的内容。比如，一些短视频平台将暴力、血腥等低层次、刺激性的元素融入其中，以短、平、快的视频刺激大众的神经，形成精神成瘾。引发诸如“责任淡薄”“信仰荒芜”等乱象，不利于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秩序建设。

商业化的新媒介平台以经济效益作为核心追求，更多地关注大众点击率和参与度，却忽略了媒介承担着充实人们精神世界和引导社会道德建设的责任。以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为例，新媒介已经成为其信息获取、认知形塑的重要渠道和外部环境。根据《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指出，近半数未成年人通过各种短视频平台获取社会重大事件信息；近四成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息，以炫耀攀比、无功而禄、安心躺平等思想为主要内容。媒介传递的过度感性化、个性化、庸俗化信息限定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弱化个人深度思考的能力，趋于浅薄，降低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宏大议题的关注与讨论

（四）新媒介的虚拟特性扩展公民互动的范围，打破共享的文化空间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升级的媒介技术打破物理界限，突破实体空间，网络空间中虚拟的人物设定和符号互动拓展人际交往的空间和互动形式，让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文化边界变得更具流动性。媒介中真实呈现的异域文化变得触手可及，打破了原本客观物理空间中近与远的概念，这种仿真性的体验、多元的文化让原本基于现实世界形成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波动。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个体与外部世界不断互动、形塑与修正后的结果。这种民族认同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而感知的基础是社会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构成了社会个体关于人生价值、知识体系、人际互动等多种综合系统的感知与意识。它涉及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互动，它是个体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共享意义空间的感知。而伴随技术升级，新媒介的虚拟性被无限放大，这种真假错位和虚实交织的外部场景，影响大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与认同。

新媒介加速各种文化观念、多种思想态度的传播扩散，推动话语、符号等具象内容跨越实体边界，重塑大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语境和共享的价值空间。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面临着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挑战，社会行动者要应对极端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感与焦虑感。为此，更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紧迫性，通过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凝视与重构，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知与认同。

二、运用新媒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转化

（一）媒介是关系重构与认知再塑的中介

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作为信息交互与社会关系建立的环节，它构成了知晓、理解到认同的互动闭环结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媒介”的解释为：“使双方（人或事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媒介作为一种中性的概念，它是群体及个人感知与认识外部世界的“中介”。媒介扮演着“连接者”的角色，拓展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途径和范围。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影响信息传播的效率、呈现形式和传播模式。新媒介的多元性、即时性、互动性、大众性等特质增强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不断进行信息传递。

“媒介之新”的本质在于能否为社会提供信息传播、呈现和互动的新形式，以“更高、更快、更强、更聚合”的方式创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连接方式，改变单一的评价尺度和标准，让人们得以探索更广阔的空间，展现多样化、个性化的价值空间与生活状态。媒介技术的进步影响人们的抉择和社会观念的变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新媒介以其强大的互动性体验、仿真性呈现激发起大众对特定事物的情感纽带，同时，多元化、碎片化、个性化的信息也在割裂人们共享的民族文化、共有的民族记忆。从传统媒介中有限的信息源、特定的呈现形式到新媒介时代下的信息爆炸、多样化呈现、裂变式传播等特征，媒介作为“关系纽带”的功效变得日益复杂化。

关系的维系和社会认知的形塑一定程度上依赖特定形态的媒介。因此，媒介在任何意义上的变迁与革新，都伴随社会关系的重组与认知改变。加拿大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n)认为：“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媒介的本质是信息中介，一部媒介史就是人类不断突破外部客观世界的限制，走向更广泛的自由的过程。新媒介看似仅仅是具体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工具的革新进步，实质上，媒介技术升级带来的是人们之间联结方式的改变与认知经验的拓展，它是个人对周围的环境、人与事物搭建关系与感知的过程。媒介的升级运用，就是要发挥意识引领行动的先导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大众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华民族历史、伟大祖国等一系列意识的合集。这种意识关系到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激发人们主动投身国家建设、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利益等行动。

（二）媒介塑造大众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

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有助于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正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要素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更要精准把握增进共同性、包容差异性这一原则，充分运用新媒介增进各民族间的共性，运用媒介增加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共同体的认同。充分发挥新媒介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传播特性，以贴近大众、易于理解、广泛参与的形式，让人们沉浸式体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生动地再现各民族共书历史、共拓展疆域、共享文化、共育民族精神的过程，在视听体验中共同回溯中华民族的辉煌历程。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英国非洲史学家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主编的《发明传统》中探讨了国家如何通过媒介和仪式来打造与强化民族传统，并且论述了塑造共有的传统是如何影响民族认同并且进行政治动员。[13]研究媒介史和宣传学的日本学者佐藤卓己指出，19世纪后半期国家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如报纸、广播、电视等方式来增加社会动员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国家有意识地运用媒介增进国民凝聚的功能。虽然中西方存在历史文明形态差异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不同，但是经验借鉴和理论转化是可行的。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样需要国家力量运用各种仪式、活动等作为媒介，以此传递特定讯息和集体情感，通过大众对特定场合、仪式活动的解读，激发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

技术革新推动媒介发展，对当前宣传与传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没有变，也不能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重塑关系链接的纽带，建设情感交融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朱碧波从建构论视角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兼具本体的‘客观性’和情感的‘主观性’、历史的‘事实性’和文化的‘价值性’，而情感的“主观属性”和文化的“价值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广阔的塑造空间。”新媒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展了更广阔的、真实的情感表达与呈现的空间，以新媒介作为一种方式和途径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记述、展现与传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故事，激发民族凝聚力。

（三）媒介升级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契合性

人们脑海中关于民族这一认知，所依托的共有象征物、历史记忆、情感依恋等并不是与生俱有的，它本身也是需要不断被传承、记忆和重构的。5G时代的新媒介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扩大中国话语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加深大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知与认同等方面具有传统媒介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不断攀升的网民数量和拓展的网络公共空间突破传统大型的、正式的媒介垄断，提高广大群众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等话题的参与度与认同感。

意识作为人们对社会现实和社会结构的感知与理解，是外部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与认知图示。意识除了源自个体自身的真实体验外，更多的是通过各种媒介获取外部信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客观存在的实体的外在映射与感知，在其映射的过程中存在呈现、传递、理解和感知的障碍，信息因为距离、时间、呈现形式等原因出现减损。借助新媒介的多主体参与、多样化呈现、指数级传播 、沉浸式体验、即时性互动等优势，设置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样化议题和传播内容，在传播与互动中增进各族同胞之间互动与理解，增进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情感。

美国研究社会网络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ovetter)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大的网络、群体往往由于认知、情感和时空的限制难以保持众多紧密的纽带和形成有效的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感知、地理空间中明确的边界，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重塑。新媒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扩大了参与主体的范围和参与深度，拉近各族人民的距离。随着全球化与技术更新，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正随着虚拟网络技术升级而逐步扩展。虚拟空间更需要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强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性符号，以唤醒各族人民的共有民族记忆和情感。

三、新媒介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破局

（一）落实新媒介平台的价值导向与大局观，坚守社会责任底线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原本所设想的增进民主自由的局面并未如期实现，各种社交媒介成为身份群体的武器和攻击弱者的刀剑，加速了政治波动、劣质信息传播。新媒介时代面临诸多价值引导和内容把控的挑战与困难，如新媒介平台的自主可控性不强，网络舆论的多元化和分化，网络暴力和谣言的泛滥，网络文化的高度同质化和精神异化；“眼球经济”催生的各种乱象不断挑动着人们的神经。技术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侧重点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新媒介平台增强价值观培育的能力，彰显媒介的纠偏和引导能力。促进传统媒介融合发展，发挥新媒介的裂变式传播和广泛互动的优势，整合多样化的信息内容。落实新媒介的社会责任底线，共同引导舆论导向，打造自主可控的新型媒介引导平台，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的引导体系和规则，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导场域。针对新媒介治理视域下的风险把控，需要引入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理性厘定新媒介与政府权力的边界，尊重公民表达权的同时守护社会秩序。新媒介平台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过滤过度低俗、危害国家安全意识防线、侵蚀社会正向风气建设的内容，谨防打着交流的幌子进行文化渗透的行为，着力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主流媒介发展、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等行动，推动新媒介的发展和应用，同时引导新媒介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激发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祖国、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热爱和拥护，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适应新时代的传媒技术变革潮流，推进融媒介建设，提升主流舆论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精神力量。

（二）提高公民的媒介使用素养，培育友善互动、理性参与的现代公民

大众已经从传统官方媒介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接收者，转变为新媒介时代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声者和建设者。新媒介相比于传统媒介赋予普通大众更多的话语权，加速信息的流转速度，然而信息的质量却良莠不齐。当个人沉醉于各种技术所产生的虚幻的、短暂的快乐之中，人也就失去生命价值的丰富性和永恒性，变成被技术异化的个体。驾驭现代化技术潮流离不开丰富的精神世界，媒介使用者要以强大的信念来对抗技术对人的异化。大众对个体自由表达权利的认知不尽相同，新媒介赋予大众言论自由的便捷性与自由性，也要有相应的制衡规则，否则人们最终只会在无限膨胀的自由中吞噬自身。由于群众的媒介素养水平不尽相同，随意性、情绪性，低俗化、娱乐化的内容输出侵蚀着民族复兴的奋斗精神，乃至出现对于“四个共同”和“四个与共”意识的弱化、虚化和淡化的乱象。

媒介到底是作为社会的新型黏合剂还是割裂社会关系的利刃，取决于媒介持有者。媒介所拓展的新兴空间得益广大群众的参与，在海量信息时代中个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输出者。新媒介具备天然的亲民色彩，拥有平等自主、分享互动、去官方化色彩等特性，这有助于传播中华民族形象、全面呈现国家发展现状的天然优势。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人们的媒介素养也要不断升维，从而实现个人发展。理性的媒介参与需要一定的媒介素养为基础，它增强了大众在纷繁庞杂的信息中独立思考的能力。新媒介的个体使用者负有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责任与时代担当，建设与媒介发展趋势相匹配的国民媒介素养，促进公民合理使用新媒介，能够有效扩大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在深度媒介化的空间中，公民需要遵循维护社会秩序，其交往也遵循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构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传媒道德，推进社会共同利益与个体诉求的内在一致性。

（三）以主流声音抢占宣传阵地，塑造生动活泼的媒介话语空间 

运用新媒介助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焕活力，在多元文化潮流下，以广大的青年群体为例，单一的宣贯式教育已经失去吸引力。新媒介其独特的话语风格、互动形式吸引广大受众，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被听到、看到，更要促进大众互动、参与和感受，真正做到入眼入耳入心。新媒介拓展大众对公共记忆的感受方式和情感唤醒模式，例如采用网络祭祀，体验虚拟博物馆，在线云鉴赏等方式增加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新媒介的即时性特征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通过评论、分享、点赞、转发等多种方式，增加广大群众对中华民族议题的参与度，有助于人们形成价值共识和情感共鸣，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媒介是民族历史和记忆的存储载体，借助新媒介有助于增进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的主观感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媒介事件所储存的记忆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分化的功能，它是国家和个体、身体和情感、公共性和私人性交织的过程。以新媒介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各国竞相抢占的意识高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普遍、系统和长期的工程，国家要把握新媒介发展的全局性、连贯性和深入性。警惕新媒介视域下极端自由主义倾向消解我国深厚积淀的爱国情怀与社会公益责任，抵制我国精神文明领域建设的各种乱象。为此，发挥新媒介的传播优势，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度，引导庞大数量的网民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理性守护者。以真实案例展现与描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成效，击破西方国家精心打造的谎言；以鲜活生动的话语传递大众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与憧憬；以中国故事传承与延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根脉。

（四）充分发挥新媒介的交互性，提高大众参与度，增强中华民族认同

在去中心化的新媒介视域下，大众对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讨论与参与将会更加多元与全面。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交往主体愈加多元化，互动关系日益复杂化，人们可以塑造多重身份并且自如地切换身份。这对于个体的自我身份认知，即关于“我到底是谁”以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成为一个问题。基于虚拟空间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关系感知会逐渐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个体游弋于虚拟与现实空间产生的错位感与撕裂感，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导致社会分歧。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着眼于现实世界，更要把握媒介所塑造的虚拟社会结构，以新媒介平台空间进行主题拓展、场景再造，构筑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

新媒介具有关系连接、情感满足、价值塑造和引导精神追求的功能。在深度媒介化时代，“虚拟”的特性日益凸显，但“媒介连接能力却越来越丰富、广泛和跨界”。[27]以多种方式生动呈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铭刻中华民族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到改革时期艰苦历程和伟大成就，见证人民群众为祖国繁荣发展而奋斗的艰辛历程，展现出中国人民勇于创新、奋发有为的时代风貌。运用新媒介的信息呈现与传播优势，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运用视听互动的方式将宏大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化约为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理想信念和行为准则。

发挥新媒介促进大众参与公共议题和关注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新媒介的高度参与性有助于大众自由自主地表达自身的观点，增加大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讨论参与。周永明在分析媒介进步与中国政治关系时指出，新的传播媒介的进步与国家进程具有内在同步性，新兴技术促使大众拓展了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渠道和可能。随着广大群众权利意识的提升，人们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意识高涨，“社会舆论场呈现活跃化、复杂化的情状”。技术升级为新媒介的交互性与体验性赋能，为大众提供参与公共议题的平台和互动的途径，更好地进行政务信息公开、增进政民互动。

四、结语

媒介与公共事务日益紧密相连，已经成为最基本的思想喂养者。技术变革不断赋能新媒介的发展，突破着传统媒介中单一的呈现形式、相对固定的参与主体、特定的互动形式与有限的传播范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媒介传播环境。随着媒介重心的逐步下沉，大众作为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真实生活与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日益突出。这呼吁着重视广大群众在新媒介传播格局中的主体性力量，发挥新媒作为呈现与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载体作用。在14亿人巨大的声音合力中澄清西方对于中华民族生成与发展的偏见，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使得中华民族以一种生机勃勃、真实可感、美好健康的形象呈现在国际社会与大众眼中。以广大的新媒介使用者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见证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受惠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以个人的真实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容与素材。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作者李洋，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何生海，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本文转载自《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