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社科研究丨崔思朋：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价值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重要会议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北疆社科研究”专栏。本专栏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聚焦内蒙古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方面的发展动态，深入“北疆文化”的学理阐释，积极推进北疆文化品牌建设，持续刊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列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团结引领社科界专家学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勇挑重担、潜心钻研，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尽智献责。

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价值

崔思朋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凡事都有其根源，有其开始之时与起步之处。只有了解一件事情或事物的本源，才能够更好地让一件事情或事物保持良好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展开的学术研究，亦有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的谱写。目前，有关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已成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出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及相关研究的不断开展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研究表明，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北部边疆的人类及人类文明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站在中原传统农耕区的视角描述这段历史时，容易形成认知上的偏差，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结合已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北部边疆的人类及人类文明同中国辽阔疆域内的其他地区的人类及人类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同步性，是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及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北疆文化的基础与源头，更是北疆文化作为中国辽阔疆域内的一个重要区域文化类型得以形成的关键。北疆文化形成的地理基础是北部边疆这一特殊地域空间。从自然条件来看，北部边疆的资源禀赋、地理景观及气候条件具有自己的特殊之处，由此导致该地区的人口、民族、宗教及经济社会等方面亦带有独特之处，尤其是这里作为农牧交错带的地理过渡区域，本身就显现出多样性的特质。这些特征为北部边疆所独有，也是北部边疆概念能够成立的要点。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也逐渐证明北疆文化的形成可谓是贯穿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从时间跨度来说，目前北部边疆已发掘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遗址（该遗址将北部边疆的人类历史至少追溯至50多万年以前），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海生不浪文化类型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石城遗址，再到青铜时代的朱开沟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等，跨越了数十万年，呈现出完整且没有中断过的连续发展脉络。因而，北疆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

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及其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既可以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与辉煌灿烂，又能够坚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增进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过的人类文明，不仅将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使其一路走到今天，更是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蓄力前进，充分体现出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撑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以正在开展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标志的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尚在持续进行，一些结论与观点也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及新研究方法与新科学理论的运用被提出来或是被持续修订。其中，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等传统论断逐渐被打破和修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存在一个较大认知上的误区，那就是站在传统中华大一统的研究视角忽视了边缘地带（今日的“边疆地区”）的重要性。随着考古发掘与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疆域内除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之外的地区尤其是被视为文化荒漠或蛮夷所分布的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逐渐被揭示出来，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特征，出现了诸如“满天星斗”“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等形象的概念或提法。这些提法进一步表明，中华文明自起源之时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而且各不同区域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国辽阔疆域内出现的各个区域性人类文明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又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而且随着彼此之间交流互动的日益密切，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逐渐形成并稳定存在下来，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甚至是极为重要的世界历史影响。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古来有之，如“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同样关注中国历史的起源并以此作为全书的开篇。但是，它将中国历史的源头追溯至古史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叙述模式，也影响了后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与探索，并使之长期停留于此论述。直到近代考古学在西方兴起及传入中国之后，随着中国各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历程与基本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受到传统“中原中心论”观点的影响，早期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痕迹。比如20世纪上半叶，王树民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不是发生在长江流域而是发生于黄河流域，以今日北方之荒凉与东南之殷盛相况之下，诚不能令人无疑，故曰人有‘苗族曾兴于长江流域，其后退化，华人承继其文化，入居黄河流域’之推想。其说出于悬想，固难以置信；然其所提出之问题则实有研究之价值也”。这一思想也体现出当时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的起源地。这种“中原中心论”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尤其是随着文字出现之后及古代中国记述历史传统的逐步形成，对于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边疆的历史记述在传统时代形成了诸多带有主观偏见的错误观点或文字记录。马立博（RobertB.Marks）指出：“在遭遇新的环境和族群时，汉人和他们的编年史家总会陷入这样的叙述模式：蛮夷和他们的环境就应该被驯服和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将汉人描述成一股积极进取的力量，而周边的其他族群及其生活的环境，则仅仅是被改造的对象。在这种‘自然—文化’二元结构中，以汉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总是将汉人置于‘自然’之上或之外，而‘自然’则是终将要被汉人‘教化’的，其他的族群和环境也都应该接受汉人的改造，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项英杰也指出：农耕民族记述历史的传统古已有之，但是在记述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扭曲历史真实的情况，所记述的历史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经常是“美化自己，丑化别人。使后人对游牧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相当的错觉，甚至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在所难免”。

司马迁站在农耕区的视角将生活在北部边疆的那些以游牧见长的匈奴等草原民族描绘成野蛮、落后的存在，加之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侵扰带来的深刻痛苦记忆，导致司马迁重点记述了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对立冲突，忽视了双方之间交流融合的一面。这也直接影响了以后中国史书编纂时对北部边疆的认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以及后代有关北部边疆的学术研究出现错误的结论，甚至是相当严重的错误结论。对此，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的序言中写道：

直到近代为止，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并侵入紧邻的定居文明。尽管他们人数不多，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甚粗陋，但这些游牧民族却对世界历史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在他们邻居的眼中，这些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和陌生人，但充满力量、咄咄逼人。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解释这些社会的本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在眼前一闪而过，难以捉摸。

总的说来，这是由于内陆亚洲的游牧民众与他们的定居邻居在生活方式上不大相同所致。部落的政治结构以及以畜牧为生、草原游牧文化的机制并不像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邻居那样清晰可寻。虽然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汉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献记载，但他们很少用游牧民族自己的术语进行描述。当然，这些游牧民族有其自己的风俗。部落民众自身形成的一些铭文与文献使阅读者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草原生活及观念。

由上述可以发现，巴菲尔德注意到农耕民族对游牧人群在文字记述上的认知偏差，但也过度强调双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没有深入分析双方之间的交流融合，尤其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是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走向统一。这些认知上的偏差让人们对北部边疆的重要历史意义认知不足或形成了错误言论。尤其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期，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开脱，提出了“长城以外非中国”“内陆亚洲”及“新清史”等诸多人为割裂北部边疆与中国的错误学术观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贻害无穷。

对于边疆地区认知上的偏差及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观点在古代中国流传甚远，直到近代考古学在西方兴起及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转变。也就是说，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通过实地发掘的新材料把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拼图完整地再现出来，让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真实的起源历程与基本情况。“通过打捞那些被文献忽略遮蔽的历史遗存，确切证实文献中一些模糊乃至缺失的记载，使历史变得更加丰盈立体”，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不断改写或修订着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结论。苏秉琦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两个怪圈”，其中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并对此指出：“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视为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及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但是，真实的历史情况与之存在极大反差。尤其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的接续进行，已经基本上证实了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并梳理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基本情况、发展脉络、阶段特征及历史影响，等等。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和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文明。研究表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边疆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而且双方之间并无明确的隔离界限，而是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多元统一的共同体。苏秉琦批判了传统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汉族中心论等提法并进一步指出：“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进来出去又多有反复，所以，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

二、中华文明起源的“边缘发展模式”及北部边疆的重要性

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之内，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期就已经呈现出多地区共同起源并逐渐走向统一的发展过程，边疆地区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多地区共同起源”并非指的是各地区的人类文明起源是同时同步起源，而是从长时段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国疆域内的多个区域，且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之间存在某些相同或相近的要素，彼此之间也存在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在此过程中走向统一并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以及中国的辽阔疆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此外，随着当下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丰富及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中国疆域内的文明起源区域数量与类型也会不断增多，中华文明的内涵也将不断丰富。

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不仅逐渐廓清并还原了北部边疆的真实历史面貌，也证实了北部边疆对中国人类及人类文明起源作出的突出贡献与产生的深远影响。目前，有关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且出现了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种研究模式及相关学术阐释，其中“边缘发展模式”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类型之一。此处所说“边缘”的直观解释是在今日人们眼中的中国边疆地区，同样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陈胜前对此分析指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尤其是在文明发展的转型期，比如在农业起源早期，边缘地区的重要性就极为凸显，原始农业往往就是在这些地区最早起源。进一步拓展这一视角，用以考察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相关问题，同样可以丰富我们考察这些问题的维度。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北方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受到普遍关注。“从1982年至1986年的短短五年里，连续在北方几省召开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在1983年朝阳会和1984年呼和浩特会上，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个专门课题，明确了广义的北方三大块：西北、北方和东北。”但是，也有学者对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韩建业指出：“北方文化（本文所指的北方地区包括中原以北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地区）作为中原文化的亚文化，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的漫长的时间里，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在中原的带动和影响下发展。但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迅速强大并对中原产生强烈影响。”北方地区尽管可以短期得势，但由于地处边缘，积淀有限，最终也只能是将其文化要素融入中原，并未能长期引领中国文明的发展。而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缘由。这也表明，中华文明虽然是多元起源，而且边缘地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有核心的，中原地区就是这个核心，而且在以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开展，对北部边疆等边缘地区于中华文明起源重要作用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并取得了一些较具影响力的结论。陈胜前对史前中国人类及人类文明起源的边缘发展现象与基本特征梳理总结指出：

在史前史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文化适应的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谱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因此，史前中国农业首先出现于山麓、小盆地区域，经历了从山麓走向平原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前奏是细石叶技术的起源，这种技术的过程是，以间接打击法生产形制标准的细石叶，然后将其镶嵌粘接在骨、角片的凹槽处，组成矛、刀等不同类型的工具。细石叶标准化程度高，轻便易携带，用途广。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黑猩猩、大猩猩至今仍然如此，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对于人类祖先而言，这就是边缘环境，他们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人类从此走上了文化适应的道路。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撒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以今日之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辽阔疆域及形成的多元一体文明格局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方修琦曾言：“中华文明相比于世界其他文明而言能够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得益于中国的广阔区域与丰富多彩的生存环境，使文明能够通过转换生产制度与生存空间而延续文明的发展，使中华文明能够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更迭。”当然，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且未曾中断，也得益于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有效处理，以及对中国辽阔疆域内的多样化自然条件的准确把握与合理开发利用。比如对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利用，这类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渥，但也不是十分贫瘠，早期人类既可以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直接获取一定维持生计的给养，但同时需要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维持生计所需的给养。这也造就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也激发了人类文明最早在这类地区的起源与初步发展。比如，游牧经济就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北部边疆草原自然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因自然因素波动导致中国北部的中高纬度地区出现了由原始农业向畜牧业的变迁，人类文明也由原始农业文明转向了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阶段。历史上，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诸游牧民族综合考量草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承载能力与气候条件等诸多要素，选择并长期坚持发展畜牧业，实现了人类生存与草原生态平衡得以有效维护的共赢目标。因此，发展畜牧业是对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精准把握与有效利用，长期维持了草原地区的生态平衡，当草原环境因非合理的开发利用遭到破坏时，也因游牧经济的出现而得以修复。比如，公元五世纪的科尔沁地区，正处于契丹部落的管辖之下，《魏书》对该地有如下记载：“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这表明五世纪时科尔沁地区已出现了土地沙漠化。至公元六世纪时，因契丹人数十年间发展畜牧业，当地自然环境有所恢复，据《北史》载：“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为寇盗。真君以来，岁贡名马。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得班乡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北部边疆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也即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的一元乃至于多元，同样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区域性人类文明。随着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形成，北部边疆的人类文明也因诸多非农耕民族的出现而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已发掘的大量考古材料也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北部边疆就已出现了较为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虽然目前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比较少，但是以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出现了三十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大窑遗址”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出北部边疆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脉络，对于中国人类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到了新石器时代，北部边疆的人类活动遗迹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内涵更加丰富，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的意义也更为重要，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材料也逐渐证实了这一论断。至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自然环境与气候波动导致北部边疆的人类社会逐渐从原始农业转向畜牧业或农牧业兼营。受此影响，北部边疆的人类文明形态也由原始农业文化向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过渡。所谓草原文化就是由生活在北部边疆的以游牧见长的草原先民们开创的一类重要的地域性文明形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及中国辽阔疆域内的其他文化类型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而在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中间地带也形成了农牧业交错分布的农牧过渡带（农牧交错带）与农牧过渡带文化。这一区域也成为此后（主要是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碰撞与交融的核心区域，更是中华文明内部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流互动的关键地带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深远。

三、考古学视域下的北部边疆及北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一）旧石器时代

考古学将旧石器时代视为人类出现与人类文明起源的肇始阶段，跨越时间为距今约300万年—1万年之间，占据人类全部历史的99.9％，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在旧石器时代的漫长时期内，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变化，在体质上作着相应的演化和调整，生产及生活方式不断改变，思维能力与生存技能不断提高，创造着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到进步的物质文化。从现阶段考古发掘材料来看，目前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数量相对较少，地域分布范围也相对有限，但是却奠定了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本土起源与多元一体特征的基础。截至目前，北部边疆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30余处，其中以“大窑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及“水洞沟遗址”等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对于研究中国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及中西方交流互动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1.大窑遗址

大窑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北33km的保合少镇（属新城区）的大窑村南山及呼和浩特市东30km的榆林镇（属赛罕区）前乃莫板村脑包梁，遗址由众多地点组成，核心范围的遗址群包括二道沟、四道沟等遗址地点。这是目前已知北部边疆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根据最新的C14测年法的鉴定结果，大窑遗址将北部边疆的人类历史至少追溯至50多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是北部边疆人类活动史的滥觞。大窑遗址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有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该遗址除了出土大量石器外，还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石器制作场各一处，是目前中国可确认的唯一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场遗址。通过对大窑遗址出土石器的研究可以发现，大窑遗址时期的古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开始至结束，始终坚持使用传统的打制石器，具有较高的延续性，尤其是以制造和使用大型石器为主。但是，也呈现出石器体积逐渐变小及石器类型更加灵活多样的发展趋向，且器物组合以刮削器物为主，砍砸器物次之，尖状器物并不发达，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具特色。大窑遗址出土的石器类型及制作工艺表明当时不同区域的人类之间存在交流互动，比如大窑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锥状石核等石器，具有典型的细石器特征。中国的早期细石器文化集中分布在山西、河北两省，后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逐步发展并传播至整个华北及周邻部分地区，最远传播到了东北亚及北美等地。北部边疆也成为其影响区域之一。但是，大窑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其中还有可以拼合的标本——这可能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中最早发现的可拼合标品。大窑遗址出土石器同其他地点出土石器相比，也具有一些鲜明特色，如砍砸器的数量较多，这在同期华北旧石器文化中并不多见。

2.萨拉乌苏遗址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端，“是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内蒙古地区的首次发现”，同时也“标志着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端”。现阶段考古发掘材料表明，该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批有可靠地层学、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其发现掀开了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古人类研究的帷幕。遗址中出土的河套人化石被誉为是古人类学领域的一个开天辟地的重大发现，揭开了亚洲地区人类起源研究的序幕，吸引了大批中外地质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河套人化石的发现，对于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意义非凡。在河套人化石被发现以前，由于中国境内没有发现具备现代人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国内外学术界就中国现代人起源形成了“多地区进化说”与“近期出自非洲说”两大主要对立学说，其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六万年前的中国是否存在具备现代人特征的古人类。就河套人的身体特征而言，“萨拉乌苏河人更新世男性的身高可能约为161.8cm。比晚更新世山顶洞人矮，比柳江智人和北京直立人高”。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河套人化石属于“晚期智人”，体质特征接近于“现代蒙古人种”，但仍保留一定原始性状。河套人在体型、体质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特征，这为中国现代人与中华文明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河套人也同“北京人”“山顶洞人”等被誉为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地区也因“河套人”成为中国远古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北部边疆的史前人类及人类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3.水洞沟遗址

以今日之行政区划来看，水洞沟遗址属宁夏灵武市。但是，就地理区位及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角度而言，水洞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端，属于北部边疆的人类及人类文明序列。钟侃等指出，水洞沟遗址与同时期华北地区的古人类在生产及生活中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的特点。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将水洞沟遗址列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同欧洲旧石器文化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代表性文化类型更为恰当。通过对水洞沟遗址出土器物样式与制作工艺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中国与域外世界之间存在较为广泛的交流互动。能够证明水洞沟遗址中存在中西文明交汇的直接证据是带有“勒瓦娄哇”技术类型石器的出现。勒瓦娄哇技术最早出现于欧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30多万年以前。在水洞沟遗址中，发掘的石器极具特色，是中国北方出土最明确的具有明显西方文化元素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以及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新月形”边刮器、莫斯特尖状器、奥瑞娜端刮器相似的尖状器、端刮器和边刮器等诸多类型。截至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含有勒瓦娄哇技术石器的遗址还包括黑龙江省的十八站遗址、山西省的陵川塔水河遗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金斯太洞穴遗址等十余处。通过对勒瓦娄哇技术石器及其传播路线的研究，考古学界还意识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流行于中国北方的细石叶技术可能与勒瓦娄哇的长石叶技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新发现也把源于西方的勒瓦娄哇技术向东方世界的传播，以及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滥觞逐渐联系起来。同时，这一新发现也表明旧石器时代中西方人类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境内温度普遍升高的时期。这一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利于原始农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出现，促进了中华文明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广泛起源。根据竺可桢等的研究，新石器时代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较现在温度平均高出约2℃左右，1月平均气温也较今日高出3~5℃。这一温度变化有利于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出现。这促使人类社会开始由“攫取经济”时代跨入“生产经济”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目前北部边疆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遗址有2000多处，其中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是黄河流经内蒙古的主体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东部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的跨越时间最长、影响也最为深远。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其周围环绕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花瓣格局”。自此时期开始，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形成，北部边疆则成为这个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北部边疆的东部及中国东北地区。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尤以玉龙最具代表性。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了一件C形玉雕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因为这件C形玉雕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龙”的早期形象，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龙。玉猪龙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也极具代表性，除牛梁河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玉器外，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了多件玉猪龙。有学者据此认为，玉猪龙应该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有可能是红山文化先民们的族徽。北部边疆带有“龙”元素的人类文明遗址，还有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石块堆塑的龙、赵宝沟遗址出土的龙游云端图案、岔河口遗址出土的两条巨型鱼龙形夯土雕塑及红山文化后期的龙纹抽象化等。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崇龙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龙山时代，源于红山文化的崇龙习俗开始流行到黄河流域和江淮之间。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三代及以后，中国的崇龙习俗凝结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长期且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原地区代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与红山文化的龙纹有联系。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来看，对于“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思想，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王巍指出，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各主要人类文明区都普遍形成了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思想，并出土了带有“龙”元素的相关器物、遗迹及礼制玉器等。这些遗址虽然相距甚远，但却存在如此相似的文化因素，进一步说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各个人类活动区域之间存在信息交流，使得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某些共同性，这构成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的基础。由此看来，新石器时代的北部边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也表明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期，各人类文明区之间就已经形成了既紧密相连但又不失自身特色的文明形态，也即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与发展趋势。

除玉器与带有龙元素的相关器物及遗迹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彩陶筒形器、陶人、彩陶图案等，亦能证明上述观点，并展现了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比如2012年，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内发掘出土的陶人，通高55cm，人像高度写实，整身盘坐、头顶戴冠。这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的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也是十分罕见，其身份被学术界认定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巫者或王者，被誉为“中华祖神”。据此可以推测，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有可能是源于兴隆沟红山文化。与此同时，红山文化中期彩陶图案吸收了庙底沟文化彩陶图案中的一些元素，形成了新的组合彩陶图案。在内蒙古赤峰境内的红山遗址中，红山文化晚期的先民们与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先民们联系不断加强，比如网格纹、叠错三角纹、棋盘格纹等应是来源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论来看，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不断传播，到了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范围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史前时代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早期文化圈。但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区的形成并不表明边疆地区的人类文明开始没落。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此时期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同样存在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且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来自中国各不同人类文明区的带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要素也反映出不同人类文明区在文化上彼此认同或日益趋同。此外，最新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论也揭示了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作用，即根据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起源追溯至距今5800年前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同时或是相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这也促使中华文明起源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即步入了“古国时代”。

2.庙子沟遗址

庙子沟遗址是目前已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内蒙古黄河流域”）发掘面积最大、遗址保存最完整且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人类文明遗址之一。从时间段限上来说，庙子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在距今约5700～5000年之间，根据出土器物类型及相关研究，可以将庙子沟文化分为“庙子沟”“阿善二期”和“海生不浪”三种主要文化类型。从地理分布及影响范围来看，庙子沟文化以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黄旗海与岱海为文明起源的中心，同时与内蒙古黄河流域（以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主）其他早期人类文明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魏坚等对比指出，庙子沟文化应是在庙底沟文化的主导因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类型，并在与周邻人类文化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地理方位来看，庙子沟文化处于北部边疆及中国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区、陇东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区以及晋陕北部的仰韶文化区的交汇之地，这种地理区位使得庙子沟文化同时可以受到周邻多种人类文明的影响，并在吸收借鉴了周边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后，再经过本地区的发展变异，最终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人类文明。庙子沟文化影响区域，北起阴山南麓、南抵晋陕、东接张北、西迄鄂尔多斯高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广阔腹地，庙子沟遗址主要是沿着阴山山前台地和大河沿岸分布，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庙子沟文化的重要人类遗址主要分布在近水的丘陵沟畔背风坡地上。

在庙子沟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人骨化石，这些人骨化石的年代上限为距今5500年前后，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通过对出土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庙子沟时期北部边疆的人类面部扁平度较大，具有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相结合的颅骨形态，以及中等偏狭的面型，偏低的眶型和较阔的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比较接近。这一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乃至整个北部边疆的古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吉林大学考古系对庙子沟墓葬出土的17例尸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并指出，这17例尸骨均为成年人，其中男性8例，女性9例，年龄在17岁至50岁之间，人类寿命大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可以活到40岁以上的人已经是十分稀少了。此外，通过比较这17例尸骨的颅骨指数结果与现代人种的数据，基本推断其居民种族类型属于东北蒙古人种，同时带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这一论断与上述有关庙子沟遗址古人类身体特征研究结论相互印证。朱泓等把新石器时代北部边疆中西部及中国西北地区古人类的主要体质特征总结为：“偏长的颅型，高颅型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这种人体化石的相似性进一步表明，当时中国疆域内的各不同文化区之间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人群的迁徙流动，甚至是通婚等血缘上的深度融合。此外，庙子沟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半地穴房屋，说明庙子沟文化时期的人类已经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农业成为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经济类型。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大部分为磨制石器，有一定数量的打制和琢制石器，这也进一步表明庙子沟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出现了繁荣发展。庙子沟遗址出现的房子遗址开间较小，分布错落有致。这说明庙子沟文化时期北部边疆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或许已经进入更小的氏族和家庭发展阶段。而每座房子几乎都拥有成套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同处一室或同葬一处，这表明这些房址的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反映出的应是稳定的父系氏族家庭。家庭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更小的氏族和家庭的出现推动着庙子沟文化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庙子沟遗址对后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其他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庙子沟文化在第三期之后有一段缺环，但是之后出现的以老虎山、园子沟等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是由庙子沟文化发展而来。因此，庙子沟遗址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这也表明庙子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北部边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表现。

（三）青铜时代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受到自然条件向着干旱寒冷趋势的波动，北部边疆逐渐过渡至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草原文化阶段。此阶段是草原文化的起源与初步形成阶段，以青铜器最具代表性，故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青铜时代”。自青铜时代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为主的人群南北方向上的地域分布局面，并在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中间区域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过渡地带——农牧交错带。此后，随着气候冷暖干湿的波动变化以及各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农业人群和畜牧人群时常出现南北方向上的移动，并由此导致南北方人群出现了血缘和文化上的深度交流融合，逐渐成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此过程中，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分布及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文化内容也日益丰富，应对挑战的能力和自身活力随之持续增强，这种情况历经商周秦汉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贯穿于中华文明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

青铜时代是北部边疆人类文明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韩建业对此指出，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时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技术、文化格局及社会形态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可以称得上是一次“青铜时代革命”。受到自然条件波动的影响，畜牧业、半农半牧业和具有较大畜牧业成分的农业经济在北部边疆干旱半干旱地区展示出极强的适应性，尤其是半农半牧经济，适应了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北部边疆整体自然条件向着干旱寒冷趋势的波动变迁。这使得原先人类文明低迷的新疆、青海中西部、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青铜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短时期内蓬勃发展的区域性人类文明，位于北部边疆的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区也迎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高潮发展阶段。这是从距今一万年前后“新石器时代革命”以来中国文化格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到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出现在北部边疆的各人类文明遗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乏产生过深远世界影响的区域性人类文明。

比如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因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类型丰富、特征明显并产生了深远的世界影响，所以它们被以地区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北部边疆草原文化起源及早期繁荣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器物，青铜刀、短剑、牌饰等器类上常见到的“动物”纹装饰艺术风格是其重要标志性特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不仅存在时间长、内涵丰富、特征鲜明，而且影响范围也比较广泛。目前，在辽宁、山西、陕西、甘肃、新疆、河南、河北及北京等地区的数十处考古遗址中，均发现了带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特征或样式的青铜器。但是，这类青铜器多与其他类型青铜器同时出土且混杂分布，在数量和种类上相比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来说比较少，年代也要晚于鄂尔多斯地区最早青铜器的出现时间，这应该是受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影响或是由鄂尔多斯地区直接传入。

具体如“朱开沟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朱开沟遗址的多次发掘与开展的相关研究，第一次辨识出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人类文明的基本面貌。经几十年的发掘，朱开沟遗址总发掘面积已达4000m2，共发现居住房址83座、灰坑（窖穴）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可复原陶器510余件、石器270余件、骨器420余件、青铜器50余件，同时还采集了大量的陶器标本和可供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骼标本等。结合南流黄河两岸的大口、白敖包、南壕和岱海地区三道沟、杨厂沟等相邻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现已基本辨识出了以蛇纹鬲、带钮鬲、花边鬲或罐、盆型甗、三足瓮和具有北方系青铜器早期风格的镞、环首短剑、刀等为典型器物的朱开沟文化。同时，在朱开沟遗址第一、二段遗存中辨析出了以高领双鋬鬲、三足瓮、高领折肩罐、甗等为典型特征的大口二期文化，这一重大发现也填补了北部边疆由龙山文化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空白阶段。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长城沿线的早期青铜文化遗址分布范围广泛，以张家口为分界线可以分为东、西两个主要文化区：在张家口以东，燕山南北及京津唐等地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在张家口以西，阴山以南及陕北等地是朱开沟文化分布区。朱开沟遗址虽然不是发现的第一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址，但其发掘揭开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在之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朱开沟文化与周邻的商文化、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都存在交流互动，并在此过程中既吸收了周邻地区人类文明的一些因素，极大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又对周邻诸文化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杨建华等认为，早商时期朱开沟遗址的青铜器或铸范分为商文化、中国北方文化以及草原文化三种主要文化因素，并将朱开沟文化视为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接触的代表性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除新石器时代出土了与“龙”相关的玉器或器物外，青铜时代也出现了大量与“龙”相关的器物类型。尤其是到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造型继承了前代龙纹造型并发展出多样化造型，如商朝的夔龙与蟠龙、西周的交龙与攀龙、东周的蟠螭纹与蟠虺纹等。“蟠龙盖罍”作为西周早期的盛酒器，罍身纹饰多为龙的形象或与龙相关的纹饰。目前，中国各地区考古发掘中共出土了4件相关器物，分布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1件）、湖北随州（1件）、四川彭州（2件）三个地区。由此可见，商周时期带有“龙”因素的青铜器已经传播至中国辽阔疆域内的很多地区，而且各地区之间很可能交流比较频繁。此外，在三个距离较远的地区发现了极为相似的4件“蟠龙盖罍”，说明这几个区域对“龙”有着共同的意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生活在北部边疆的人类先民就已经在意识及文化上与其他区域有了某些一致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到了西周以后，北部边疆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产生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辽阔疆域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桃红巴拉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的联珠饰均为三联珠或四联珠，与夏家店上层出土的联珠饰非常相近，这表明桃红巴拉文化与秦、赵等中原地区存在交流互动。出土的车軎、车辕饰等青铜器和铺首、长剑、刀、锥等铁器，与中原地区的形制相同，但是出现的时间晚于中原地区，据此判定北部边疆出土的这些器物应是来自中原地区或是受到中原地区的直接影响。出土的金银器背面常刻有汉字铭文也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又比如西沟畔墓葬（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出土了两件金带饰，在其背面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等内容，其中“斤”“故”“豕”等字类似于秦小篆，“两”字与“秦半两”中的“两”字的字体相同，据此判断这两件金带饰应来自秦国。此外，出土的七件银虎头节约背面刻有“少府二两十四朱”“寺工二两十朱”“寺工二两十二朱”“寺工二两五朱”“寺工二两廿一朱”“寺工二两二朱”“寺工□两十朱”等内容，其中“两”字与赵国铸造的圆肩圆足布上的“两”字的字体相同，据此推测此银节约应来自赵国。由此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之间的军事对立冲突虽逐渐增多并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双方之间的交流融合同样繁荣，上述北部边疆出土的带有中原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便是较好体现，这也是历史时期北部边疆诸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能够在对立冲突中始终保持统一发展趋势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极具代表性并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的区域性人类及人类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随着各地区人类文明区域之间交流融合的不断深入，各人类文明区之间相互影响，在不断吸收彼此先进因素的同时，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在青铜时代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而北部边疆在此过程中亦把自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传播到更多地区。

四、余论

中国的边疆属于中国，但因中国边疆所处地理区位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能仅仅立足于中国疆域来看待边疆地区的重要性。就北部边疆而言，跳出中国站在世界的角度，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北部边疆及在这一地域上孕育的“北疆文化”及其历史价值。就欧亚大陆的地理空间与自然条件而言，在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跨越欧亚大陆的东西向交往并不容易。在北亚，高寒的自然环境下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因而这些地方也少有人类活动；在中亚，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构成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不利于人们往来。只有欧亚大陆的腹地，大约40°N到50°N之间的中纬度地区（这一区域正是北部边疆的核心地带及毗邻地区），地形地貌较为平缓且少有高山大川及水域等天然屏障的阻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及各不同区域之间人类及人类文明的交流互动。英国学者哈·麦金德（HalfordJohnMackinde）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写道：

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在东部，森林带向南延伸直到阿穆尔地和满洲的太平洋。西部的情况类似；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森林是占优势的植被。这样，在东北、北核西北方都有框限的草原，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满洲的小戈壁（LittleGobi），绵延达四千英里；除掉最西端以外，没有可以接近海洋的河流穿过草原。因为我们可能忽略最近在鄂毕河口和叶尼塞河口对贸易所做的努力。在欧洲、西西伯利亚和西土耳其斯坦，草原的地势很低，有些地方低于海平面。再向东到蒙古，草原延伸在高原上，但是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的通道，越过干旱的心脏地带中裸露而没有陡崖的较低山地，几乎没有困难。

从地理空间环境来看，中国的北部边疆也位于这一地带之内，而且地域非常辽阔，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拉铁摩尔对此指出：“如果按照地理次序，由满洲起，经蒙古、新疆以达西藏去研究长城边疆，倒不如先来研究蒙古草原，这是所有边疆历史中最典型的一部分。从满洲多样的地理环境，到新疆的绿洲和沙漠，以及西藏的寒冷高原，在这之间诞生了蒙古草原历史的一种变形的社会。”仲伟民结合《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北部边疆的重要地理区位与“北疆文化”何以成立及其重要学术价值进一步分析指出：

“北疆文化”是拉铁摩尔《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论述的一种重点，也是其立论的基础。他敏锐观察到，最能够代表中国边疆历史的地方就是蒙古草原。……之所以说蒙古草原在边疆历史中最为典型，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不仅民族交融的频次特别高，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所以，拉铁摩尔认为，蒙古草原有超越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甚至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的关键。突出表现为，在中国强盛时，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更重要的是，它是北方入侵者进入中国的“始发线”。

引文中提到的蒙古草原（或蒙古地区）是本文所讨论北部边疆的主体区域。历史上，蒙古草原被诸多以游牧见长的草原民族所控制，也几度被纳入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区域，是古代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北部边疆也在双方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区域。与此同时，秦汉以来中国史书中有关这一地带边疆民族历史的记述最为丰富，这既构成了北疆文化的核心内容，又是北疆文化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的独特性是导致北部边疆与中国辽阔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形成差异显著的人类文明形态的直接因素。受到各不同地区差异显著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北部边疆与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相较之下，北部边疆的典型性更加突出。袁剑指出：“如果进一步从边疆地理关系的视角着眼，在内陆亚洲与中原之间彼此相联系的四个关键性边疆生态与文化区域之中，最关键的就是蒙古地区……同时，这一区域又处于欧亚大草原带的东部，这也就意味着，它作为高原可以占据周边文化生态区域中的制高点位置，而作为草原，其纵贯无垠的内部交通又成为沟通周边各大文化生态区的桥梁与纽带。因此这块区域本身在历史上一直是欧亚大陆游牧力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并周期性地与周边的文化生态区形成互动局面。”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进入封建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疆域的逐渐形成与稳定发展，北部边疆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作为中国辽阔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部边疆不仅是古代中国边疆地带中波动最为频繁的区域，更是中国漫长边疆的核心地带。有学者就此提出了“核心边疆”的概念，意在表明北部边疆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而“核心边疆”地位的形成，贯穿于北部边疆人类及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北部边疆的人类文明可以概括为今日提出的北疆文化。由此维度而言，北疆文化的形成亦贯穿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作出了自身的独特贡献。

之所以认为位于北部边疆的蒙古草原在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边疆历史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是因为这一区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更是因为这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频次特别高，且其同域外地区之间同样存在广泛的交流互动。在北部边疆，中西方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途径或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这条路也是众多条丝绸之路中开辟时间最早的，历史影响同样深远。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基本途径，一直到明清以前，“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在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促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以前，丝绸之路沟通着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贸易与文化，我们称其为“古代大陆体系”。在这一区域性世界体系的影响下，直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人们眼中的“世界”依然是几块孤立的陆地，海洋是各个陆地的尽头。正如马立博所说：“14世纪的世界是多中心的。它包括几个地区性体系，其中每个体系都有人口密集而富裕的‘核心’，周围是给核心地区提供农业和工业原料的边缘地带，大多数体系之间通过贸易网络松散地联系着。”东亚乃至于亚洲的核心是中国，丝绸之路也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渠道，东西方之间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实现的。杰利·本特利（JerryBentley）等就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大通道及其历史意义也指出，在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以前，尽管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美洲地区的人类文明和商业也很繁荣，但基本上是处于各自大陆的内部交流状态，对外交流依然很少。然而，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区）内部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补充，使得区域间的联系更紧密，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也更发达。受此影响，北部边疆也因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及长期发挥作用而成为沟通中西方的重要通道，同时使北疆文化产生了深远的世界影响，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作者崔思朋，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转载自《南京林业大学学报》。